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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凤山陵园讲述陈永贵的从政岁月

发布者:admin  发布时间:2012-06-06 09:28:16

毛泽东树典型


1964年3月,毛泽东乘专列南下考察,到了邢台,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赶来汇报工作,大谈陈永贵如何领导大寨入三战狼窝掌,艰苦奋斗创奇迹,称他是山西省改变贫穷面貌的好典型。毛泽东越听越高兴,竞兴奋地站起来说:“好!山沟里出了好文章。陈永贵识的字不多,做的事可不少。”毛泽东听了一天还不够,陶鲁笳又汇报了一天。从此,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在毛泽东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   


5月中旬,中央召开工作会议,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农业学大寨。他说:“农业要自力更生;就要像大寨那样,他们不借国家的钱,也不向国家要东西。”6月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时,毛泽东又说:“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。”12月三届全国人大开幕,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,他以特殊方式举行家宴,共进午餐的有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、各大区书记,还有钱学森、邢燕子、陈永贵等。入席时,毛泽东拉着陈永贵坐在身旁,笑着说:“听说你42岁才扫盲,还会讲点‘逻辑’。你是个‘庄稼专家’,领导大寨坚持集体化道路,我们要举起这面旗帜。”


在这样的背景下,刚50出头的陈永贵声望日隆,备受关注。大寨按照政治家的某种需要,也不断被加工改造,被大树特树。客观地说,大寨在前期还是非常讲究科学,尊重客观规律的,所以周恩来概括大寨精神为“政治挂帅,思想领先的原则;自力更生;艰苦奋斗的精神;爱国家、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”。但后来随着“文革”的兴起;却成为推行“左”倾路线的一个样板,陈永贵也被卷入这场政治漩涡,被推上政治舞台。   


走进中南海

1967年2月,陈永贵当选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,不久又担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,开始了他的从政岁月。1969年中共“九大”召开,他是主席团成员,自然当上中央委员,这一晋升,极其引人注目。1971年9月,林彪集团崩溃,高层政治舞台留下许多空缺。中共“十大”被迫于1973年8月提前召开,陈永贵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。 


当时印有陈永贵名字的候选人名单发下后,陈永贵在华北小组看见自己名字,说道:“我这个人文化低,连个记录也记不了,政治水平也不高,办法也不多,我可实在不称职。”他说此话亦非全属谦虚。有一次他在昔阳干部会上说:“现在我民愤很大!”听众愣住了,有人在后面连忙帮他纠正:“不是民愤很大,是名声很大!”于是陈永贵马上改口。他也不能动笔,连短短的两行批示都要让秘书或他人代笔,写信、写报告只能口授一个大意,最后都要由别人完成。然而,陈永贵也有他的绝招,他能说会道,能扯老百姓闻所未闻的新鲜事,讲话时能收到会场鸦雀无声的效果。    

在酝酿名单时,有位中央领导说:“关于陈永贵同志来中央,过去几年就考虑过,大寨和昔阳在他领导下,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,是经过考验的。永贵同志去四川、贵州、云南参观访问,敢于直言批评,没有虚辞客套,各地同志都说受益匪浅。”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没说二话,一阵掌声就算通过了。会后,陈永贵还兼任晋中地委第一书记和军分区第一政委。在1975年四届人大上,陈永贵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。短短几年中,陈永贵奇迹般地从虎头山走进了中南海,并成为中共高层核心成员之一。无怪乎有一次在昔阳干部大会上,他自得地说;“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领导岗位上的,马克思没有解决,列宁也没有解决,毛主席解决了,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。”   

同张春桥斗


1974年9月30日,周恩来抱病参加国庆25周年招待会,讲话之后,陈永贵站起来将双手高举过头,拚命鼓掌,以表达对总理的敬仰之情。可是坐在旁边的张春桥看不顺眼,瞥了他一眼,神情十分冷漠,显然认为他这是在出风头。陈永贵也对此有所觉察,本来他就看不惯张春桥那种傲慢派头,于是两人矛盾逐渐加深。


有一次,政治局开会讨论人事问题,张春桥等人赞成谢振华出任装甲兵司令。陈永贵发言说:“谢振华在下边尽搞小动作,我不同意。”张春桥马上不指名地攻击:“有的人说别人搞小动作,可他自己搞的那动作比别人大得多,连拍手都爱出风头。”陈永贵顿时翻了脸,瞪着张春桥斥问道:“你这是说谁?”张春桥仍以冷嘲热讽的腔调回敬。陈永贵站起来叫道:“党的会议不许我说话么?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呀,大不了我回去种地。哼!你也没那个权威。”会议由王洪文主持,政治局委员们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气氛很紧张。散会后,纪登奎伸出大拇指称赞道,“老陈,够勇敢的!”李先念、陈锡联也给他打来电话,说他捅了马蜂窝,痛快!许世友与陈永贵关系很好,同为政治局里的大老粗,看到他同张春桥吵了架,更是高兴。后来许世友上书毛泽东,说张春桥动不动就训人,口头上说支持工农干部,实际上根本不让人家讲话。


毛泽东接到许世友信后,于1975年4月27日在一份材料上批示:“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,有些人自以为懂了,其实不懂,自以为是,动不动就训人,这也是不懂马列的表现。”


周恩来在医院得知情况,连忙召见陈永贵,对他说:“永贵呀!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。这样吧:等我出院了,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一下。

跟着别人画圈


四届人大换届选举的人事安排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。一天,周恩来把陈永贵找来,推心置腹地对他说道:“今天找你就是安排四届人大的事,你要有所准备,当国家副总理,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。”陈永贵听后亦喜亦忧,忙说:“总理,我文化水平不行,实在当不了,我不当这个副总理。”周恩来正色道:“你这个永贵是不是共产党员,是党员就得听从党的安排。现在中央的斗争这么激烈,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,你还是干吧,这是主席同意的,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。你是个农民代表嘛!”陈永贵还是一味说自己文化低,能力差,水平不高,怕胜任不了。周恩来给他做思想工作,讲李自成的故事:“人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,而是群众中涌现的,谁相信农民领袖李闯王能打进北京,推翻明朝?这就叫时势造英雄呀!”   


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选出12位副总理,陈永贵名列第7。从此,陈永贵每天都要与文字打交道,要看要批的文件很多。他对昔阳来的随从叹道:“咱能干得了这?”后来他对同乡谈起自己的工作,一再说压力大,不适应:“我一个农民,从来没有动手写过,还得批文件。”有一次,陈永贵以前的老上级张怀英到北京看他;正碰见工作人员送来文件让陈画圈,便问陈:“你咋批文件哩?”陈笑道:“别人画圈我画圈呗!”陈着重点了周恩来、华国锋、纪登奎等几位自己信得过的人的名字,解释说:“他们画,我跟着画,他们不画我也不画。”   


“你不是‘四人帮’的人”
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对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,一些媒体发表署名文章,批判学大寨的“左”倾流毒,昔阳也受到各方的压力。在这种情况下,陈永贵直言:“我这个人是不要官的,不要权的,连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也想辞去,我想本着能上能下的精神,辞去一切职务。”1980年9月10日,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陈永贵的辞职请求,免去他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。  


同年10月,山西省召开人大、政协会议,一些人认为陈永贵有问题,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资格,追查他和“四人帮”的关系,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。后来这种追究呼声越来越高,陈永贵又气又怕,对家人说:“老虎吃人有躲闪,人吃人可没躲闪哩!”于是他找了邓小平,邓小平表态说:“你不是‘四人帮’的人。”由于邓小平说了话,加之中央批转了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,人们开始冷静而理智地考虑问题。这样,下边的呼声才得以平息。后来召开党的“十二大”,由于陈永贵没有当上代表,他原来的政治局委员职务也就自然消失。


不拿工资的副总理


陈永贵是从苦水中长大的人,身居高位依然保持着中国农民的淳朴本色,生活朴素,为政清廉。


陈永贵走进中南海后,他老婆和儿子却在大寨挣工分,连他自己的城市户口也不要,所以没有口粮供应。那他吃什么呢?是大寨将每年分给他的口粮拿到粮站换成全国粮票再给他本人。陈永贵还是个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,每年由大寨给他记满勤,按每天劳动分值一元五角计算交给他。组织上考虑到他进城工作开销大,中央每月补给他生活费36元,山西省每月又给他兼职补贴60元,后来提高到100元。   


陈永贵在从政期间本可享受政治局委员的“特供本”,可他每天吃饭还是老习惯,常常端着一大碗小米粥或馒头、面疙瘩,放上几根老咸菜、苦瓜之类,端个凳子在小院中一坐,呼噜呼噜一通就算是吃完一餐饭。若客人来了,他就煮面条招待。


陈永贵刚来北京住京西宾馆,每天很早起来,自己动手叠被、扫地、洗衣、泡茶,警卫员抢着要做,他说;“我又不是没有长手。”宾馆走廊上的灯亮到天明,他觉得浪费,就将灯关熄,服务员又把灯打开,他又去关掉。搬进中南海,国家给他配了秘书、警卫员、司机、炊事员、服务员,一大帮人围着他一人转,他好不自在,心想:“要是我回大寨几个月,这么多人留在这里干什么呢?岂不是浪费!”后来他搬到交道口胡同小院住,那里空地多,他就同这些工作人员一起挖土种菜,种豆角、种西红柿,吃不完就送给警卫班食堂。


他到浙江视察,人家劝他游西湖,他说“以后退休了再看吧”。有几次到了泰山、黄山脚下,人家劝他上山去看看,他也不去,说“还是多看看几个工程吧”。甚至到了拉萨,也没进布达拉宫参观。他总认为“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,红旗招展,人欢马叫的农田基本建设场面,才是最美的景象”。


辞去国务院副总理后,陈永贵被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。他主动要求迁移到北京木樨地一幢12层的“部长楼”居住,并退掉红旗车,外出时或走路或坐公共汽车。


陈永贵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,赢得了人们的赞颂和好评。1986年3月26日,陈水贵因晚期肺癌在北京逝世。按照陈永贵的遗愿,人们把他的骨灰撒在大寨虎头山顶。


1986年3月29日,新华社发布了一则经中央领导审阅的消息:“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,多次受到县、地区和省的奖励。解放初期,他坚决听党的话,带头组织互助合作社,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,他积极带领干部、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,自力更生,艰苦创业,为促进山西农业生产建设,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。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,曾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。


“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;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。1983年,陈永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,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。几年来,他注意联系群众,关心农场的发展,得到了农场干部、  工人的好评。在月常生活中,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,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、朴实、节俭的传统美德。”这应该是中央对陈永贵一生的盖棺定论吧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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